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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十大国宝的故事、由来?

归档日期:09-20       文本归类:导弹综合系统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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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于2016-06-24展开全部一、学者心目中的“台湾的中华十大国宝”

  散氏盘,之所以珍贵,说白了就在于它的字多。散氏盘共三百五十七字,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如今,这个国之重器成为我们得以研究商周时期历史的宝贵钥匙。秦始皇曾派千人水下寻九鼎,为了他的江山寻宝;1810年,阿毓宝在大雪中为嘉庆皇帝50岁生日送上寿礼散氏盘,由此当上两江总督,为前程献宝。散氏盘造形与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的风格,文字线条宛转灵动,是研究西周金文重要的材料。

  汝窑为北宋徽宗朝的官窑,以天青釉色著称于世。天青釉又名雨过天青,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兰色釉,我国古代陶书描写的青如天,明如镜,正是这种釉色特点的形容。宋汝窑天青,是一种淡淡的天青色,色调较稳定,多数釉面无光泽。此盆高6.7厘米,深3.5厘米,长23厘米,宽16.4厘米,是精品中的精品。汝窑传世作品不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约20件。

  坛城(Mandala)是藏传佛教用以象征宇宙结构的法器。这件坛城是五世于清朝顺治九年(1652)送给顺治皇帝的礼物,高14.8厘米,直径32.4厘米,通体镀金,并以绿松石镶嵌,极为珍贵,由此可见清朝与西藏在政治宗教上的密切联系。

  藏文佛经的装帧形式不同于汉族人习惯用的佛教经本,而是以经叶、经版和经衣组成。这种经本形式源自印度,为西藏佛教沿用,称为“梵夹装”。此为清朝的收藏,泥金写本藏文甘珠尔经的经叶,正反两面均以金泥正楷书写,每函300~500叶不等,经叶依次序叠放后,边缘即呈现金泥彩绘的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吉祥结等8种图案。

  这是张居正为当时年仅10岁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所编的教科书,每段故事先录一段简短的史传记载,再翻译成当时通行的白话文,于文末提醒为政之方,通俗易懂。“台北故宫”所藏《帝鉴图说》共两册,是清代内府的图绘写本,色彩鲜艳,制作精美。依制作人员的年代判断,应该完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之后。

  这张简洁的信经历了1000多年的时光,纸页早已泛黄。雪仍然在下,仿佛下在书帖上。据说每逢入冬初雪时候,乾隆皇帝一定要取出来看一看,并在裱框的四周写字赋诗盖章。有一天,他心情特别舒畅,在帖的中央。写了一个大大的“神”字。1924年11月5日下午,溥仪出宫,桌子上还有没吃完的半个苹果。路过神武门,军警和办事人员竟在包裹中搜出《快雪时晴》。当时已经下班,各库门紧锁,而这三希堂第一号宝贝《快雪时晴帖》名声又太大。竟无处可放。有人立刻到市面上买了一个保险柜,诺大的一个铁柜,空荡荡地摆进这张纸页,放置在神武门的西值房。如今的神武门每天无数游客出入,却很少有人知道,三希堂第一号宝贝就在这个小屋孤零零地度过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夜晚。那之后,紫禁城改了名,叫故宫博物院。庄严进了书画组。但除了《快雪时晴》,另外的两稀却因为早被谨妃偷出宫卖了当而一直流落民间。1933年,曾在大收藏家郭世五的家中看到一次。随后 世道便越来越乱了。庄严最惦记的三件的书法都不在这批箱子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羲之外甥王珣的《伯远帖》。这就是乾隆皇帝最珍爱的“三希”。

  此刊本由南宋最高学府——国子监刊印,保存完整。国子监自五代开始刊刻经籍,但如今五代与北宋的刊本已不多见。这部南宋时代的《尔雅》是孤本,也是研究五代刻书规模的重要物证。值得一提的是,古书的字体与刊印形式也如艺术品一般有其风格演变的历史。这部《尔雅》的字体端庄有力,版面宽大疏朗,又称为宋刻大字本,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宫廷画家李唐画了一幅《万壑松风图》,描绘的就是万岁山建成后巨岩重岗,云雾缭绕的景象。李唐喜欢用一种他自己发明的新笔法来画岩石,被称为“斧劈皴”,这使得这张画更具阳刚气质。岩石下有一曲流动的泉水,在画面上流淌了几个世纪,800多年的风尘让白色的绢帛变成了古铜色。松树干部的赭石颜色和松针的绿色都暗淡了。画面的落款隐密地写在主峰左侧的一剑远峰之中。

  这是一幅北宋杰出的风景巨作。作者郭熙是宋神宗时期的宫廷画师。郭熙认为山水是有生命的。在这张画里,他并没有像前辈范宽那样将山画的雄浑大气,而是让整个画面充满轻松的戏剧式风格。据宋代邓椿《画继》记载,宋神宗对郭熙的画十分喜爱,甚至专门腾出一座宫殿用以悬挂他的作品。从画中作者的签名可以看出,画家完成这幅画的时间是1072年,这正是画家在宋神宗身边享受皇恩的幸福时光。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能持续多久。神宗死后,旧党势力被继任的哲宗皇帝重新启用,以郭熙为代表的新派山水画也随即遭受劫运。一次,邓椿的父亲进入宫中,发现擦桌案的抹布竟然是被撤换下来的郭熙作品,就小心地向朝廷请求得到这批退下来的画,没想到,第二天便得到了恩准。或许,当年将要被改做抹布的那一批画中就有这幅《早春图》。有趣的是,这幅画上还有当时大文豪苏轼的一首题诗:玉堂昼掩春日闲,中有郭熙画春山。鸣鸠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间。此时的苏轼还正值意气风发之时,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的命运即将这张变得和这张画作一样画坎坷。

  这是一幅高2米6.3,宽1米3.3的巨大挂轴。是一千年前北宋画家范宽的代表作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画幅正中央的一座高大的山峰,密如雨点的墨痕将饱经风霜的岩石刻画得十分生动。细线般的瀑布在高山深壑间飞泻而下,隐没在云烟缥缈的深渊中。一队商旅行进在摩天巨岩与深邃林莽间。这幅画构图并不复杂,却将山峰高不可攀的气势烘托得极其生动自然。当年徐悲鸿在北京故宫看到了这幅画,不禁赞叹道:“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画的题跋是一代文人领袖明朝董其昌的亲笔。几百年间,这一直是人们确认这幅画的主要依据。

  这件西周的毛公鼎通高53.8厘米,系于清代末叶道光28年(公元1814年)前后,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毛公鼎出土后,经多次转手秘藏,抗战期间,险为日本军方所夺,抗战胜利,民间献鼎归公,现由本院典藏并展示。铭文中有阳文网格线,是西周中晚期制铭的习惯,因此除了史料的价值外,毛公鼎在中国古文字学与书法艺术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时,其铭文是可凌驾于〔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

  形作大口,半球状深腹,兽蹄形足,口沿上树立形制高大的双耳,浑厚而凝重,整个器表装饰十分整洁,显得素朴典雅,洋溢着一股清新庄重的气息,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变革。

  铭文毛公鼎腹内,铸有铭文32行,计499字,为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鼎铭记述了周宣王的诰诫,是一篇完整的册命。鼎铭表达了周宣王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历史很有参考价值,也是一篇金文(钟鼎文)书法的典范.全文道先追述周代国君君主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王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以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但不拘泥于传统的册命体例,分五段,各段均为“王若曰”起,显然是出自当时(周成王时,公元前1115-1079年)史官之手。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散氏盘应为西周晚期出品,它最引人注意的是盘内共三百五十七字的铭文,记载了西周时散国和邻国解决土地纠纷的协议。散氏盘高:20.6公分,腹深:9.8公分,口径:54.6公分,底径:41.4公分;重:21312g;铭文:19行357字。

  散氏盘流传有绪,根据张廷济的〔清仪阁题跋〕等数据,散氏盘在康熙间出土于陕西凤翔,嘉庆十一年由鹾使额勒布以重价购得,十四年进贡内府。根据考证,十四年乃嘉庆皇帝五十寿辰,当时曾申命臣子不准进献珠玉等物,但书册字画等文物却是准许呈进的。由此可知,额勒布进贡散氏盘,是为嘉庆皇帝的生日贺礼。盘上的铭文共357字,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位於今日陕西宝鸡凤翔一带的散国,被西北方的国侵占了土地,两国议和,戡定国界,国割地赔偿,过程与合约均铸在盘上,作为证明。

  散氏盘造形与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的风格,文字线条宛转灵动,是研究西周金文重要的材料。散氏盘又名“矢人盘”,是西周历王时期重器。清乾隆初年陕西风翔出土,曾藏于乾隆内府。以其长篇铭文著称于世。

  散氏盘铭文铸于盘内底上,共三百七十五字。是一件风格非常突出的作品。其书法浑朴雄伟,字体用笔豪放质朴,敦厚圆润,结字寄奇隽于纯正,壮美多姿。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流畅,开“草篆”之端。

  散氏盘铭文并器全形拓,整幅托裱本,珂罗版原大精印,尺寸145/81厘米。四大国宝之一的西周散氏盘,原藏清内府,与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盘并称四大国宝,原拓本极珍罕,海内学者争求而极难得。

  散氏盘腹部饰夔纹,间以三浮雕兽首,高圈足上饰兽面纹。铭文的字与字间隐约可见阳文直线界栏,是典型西周晚期铭文的风格。

  《祭侄文稿》行草墨迹,颜线字。此帖本是颜真卿为自己的侄子写的一篇祭文草稿,他的侄子季明为叛军安禄山所残杀。这件作品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由于心情极度悲愤,情绪已难以平静,错桀之处增多,时有涂抹,但正因为如此,此幅字写得凝重峻涩而又神采飞,笔势圆润雄奇,姿态横生,纯以神写,得自然之妙。元代张敬晏题跋云:“以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原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4、苏轼〔黄州寒食帖〕(苏轼代表作,后有黄庭坚跋,可与王羲之兰亭及颜真卿祭侄并列三大行书〕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黄庭坚题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此外尚有诸名家及清乾隆皇帝题跋。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

  此帖先在民间辗转收藏,后被清廷收入内府。到了近代,《寒食帖》的命运多舛。

  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寒食帖》险遭焚毁,旋即流落民间,为冯展云所得,冯死后为盛伯羲密藏,盛死后被完颜朴孙购得,曾于1917年在北京书画展览会上展出过,受到书画收藏界的密切关注。1918年转传到颜韵伯手中。当年12月19日为苏轼生日,颜韵伯作跋记录此事本末。1922年,颜韵伯游览日本东京时,将《寒食帖》高价出售给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1923年9月,日本东京大地震,菊池家遭灾,所藏古代名人字画几乎被毁一空,当时,菊池惺堂冒着生命危险,从烈火中将《寒食帖》抢救出来,一时传为佳话。震灾之后,菊池惺堂将《寒食帖》寄藏于友人内藤虎斋中年年有余。1924年4月,内藤虎应菊池惺堂之请,作跋以记《寒食帖》从中国辗转递藏至日本之大概情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京屡遭美国空军轰炸,《寒食帖》幸而无恙。

  《寒食帖》流失海外,一直使华夏子孙耿耿于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私嘱友人在日本访觅《寒食帖》,当知下落后,即以重金购回,并题跋于帖后,略述其流失日本以及从日本回归中国的大致过程,千年国宝赖王世杰先生之力回归祖国,至今仍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内。

  绢本水墨设色纵25.9厘米,横376.5厘米。全卷描写长江沿岸渔村初雪情景。天色清寒,苇业树林,江岸小桥,一片初白,寒风萧瑟,江水微波;渔人卫寒捕鱼,骑驴者缩瑟前进,表现出江南初冬渔民和旅行的生活情况,绘景画人均极传神。图中树石笔法老硬,水纹用笔尖劲流利,天空用白粉弹作小雪,表现出雪花的轻盈飞舞。

  图前题“江行初雪,画院学生赵干状”,应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笔迹。有宋宣和,金明昌,元天历,清乾隆,嘉庆诸印,以及柯九思,吴瑞,梁清标,安岐诸收藏印。

  赵干,江宁人(今南京),南唐后主李煜时为画院学生。善画山水林木,长于布景,多作江南景物。画“楼观、舟船、水村、渔市、花竹,散为景趣,虽在朝市风埃间,一见便如江上。”(《宣和画谱》)

  6、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范宽真迹,有东方蒙娜丽莎美誉,台北故宫镇馆之宝)

  中国北宋画家范宽的绘画代表作品,画幅上诗堂处明董其昌题“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本幅上钤“典礼纪察司印”半印、“祚新之印”、“墨农鉴赏”、“御口之印”及乾隆内府诸藏印多方。

  裱边上钤“蕉林秘玩”、“观其大略”2印。据此可知,此图在入乾隆内府之前,明洪武年间曾藏于内府,清初曾在耿祚新、梁清标处递藏。

  范宽传世作品,据《宣和画谱》著录的有五十八件,米芾《画史》提到所见真迹三十件,如:《溪山行旅图》、《关山雪渡图》、《万里江山图》、《重山复岭图》、《雪山图》、《雪景寒林图》、《临流独坐图》等。

  此图描绘溪山行旅,气势雄伟,体现出北方山水画派坚凝雄强的特点。画面由上而下分三段布局,分别代表前、中、后的距离,极富空间感。

  《溪山行旅图》历来被称为范宽的代表作,树叶间有“范宽”二字题款。历代评论家对此画称赞备至。徐悲鸿曾高度评价此画:“中国所有之宝,故宫有其二。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此幅既系巨帧,而一山头,几占全幅面积三分之二,章法突兀,使人咋舌,”

  范宽(约950-1027),北宋人,名中正,字中立。中国古代著名画家,善画山水,重视写生。为人风仪峭古,磊落不拘世俗。其作品大多气魄雄伟,境界浩莽,雄阔壮美,墨韵浓厚,笔力鼎健。晚年卜居终南、太华,置身自然,尽得画意。其画风对后世影响极大。

  《富春山居图》,纵33厘米,横636.9厘米,纸本,水墨。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于至正十年完成。该画于清代顺治年间曾遭火焚,断为两段,前半卷被另行装裱,重新定名为《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被誉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

  黄公望是元代画坛宗师、“元四家”之首黄公望晚年的杰作,也是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之笔,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可谓空前绝后,历代莫及。

  这卷名画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流传有绪,历尽沧桑。从画上题跋看。此画最初是为无用禅师所作。一百多年后的明成化年间,为著名画家沈周所得。至明万历年间,又归大书画家董其昌所有。但不久就转手为宜兴吴之矩所藏。吴又传给其子吴洪裕。吴洪裕特意在家中建富春轩藏之。吴洪裕爱此画若宝,临终之际,竟想仿唐太宗以《兰亭序》殉葬之例,嘱人将此画投入火中,焚以为殉。幸得其侄子吴子文眼明手快,以另一卷画易之,将《富春山居图》从火中抢出,才免遭“火殉”。但画的前段已烧去寸许,从此分为长短两段。此后烧毁处较完整的一段单独装裱,人称《剩山图》,现为浙江省博物馆所收藏。画的前段(短段)名为“剩山图”,最后到了画家吴湖帆的手里。当时在浙博供职的沙孟海得此消息,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因受条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得此名画,本无意转让。但沙先生并不灰心,仍不断往来沪杭之间,又请出钱镜塘、谢椎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老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后大段则一直深藏于清宫中,后被运往台湾。后几百年来,此书一分为二,未再重合。许多年来,两岸书家和有心之士多方努力,希望有朝一日能『破镜重圆』重新拼合此画。画的后段(长段)从吴家流散后,曾经历多人收藏,于清乾隆十一年流人清宫。有意思的是,号称风雅的乾隆皇帝居然不识宝,认定它是赝品,而对另一卷他人临摹的《富春山居图》大加赏赞,又是题跋又是钤印。但也幸而如此,那卷真迹倒借此得以“全壁”,后在解放前夕运往台湾,归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汝窑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一直没有找到遗址。后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在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遗址。

  汝窑原为民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文物部门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

  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其主要成分是氧化硅,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汝窑以温润的天青釉色被誉为青瓷之冠,风格独具。因传世极少,弥足珍贵,目前全世界典藏不足70件,台北故宫收藏有21件。

  高6.9cm,横23cm,纵16.4cm,口径23cm,足径19.3×12.9cm,重670g,椭圆形盆,侈口,四云头形足;周壁胎薄,底足略厚。通体满布天青釉,极匀润;底边釉积处略含淡碧色;口缘与棱角釉薄处呈浅粉色。裹足支烧,底部有六个细支钉痕,略见米黄胎色。全器釉面宁静开朗,纯洁无纹片,据考证为传世仅存的一件。

  此碗呈十瓣莲花式,碗腹壁稍呈圆弧,直口稍敛,口缘花瓣流畅贯连,圈足稍高。整件器物由底至口厚度均匀,釉薄不透明,釉色呈青蓝,有细开片。全器满釉,圈足内底以五支钉垫烧,支钉点极细,支钉痕胎土呈灰黄色。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冠绝古今之中国瓷器名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故名。汝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可见汝窑是继定窑之后为宫廷烧制贡瓷的窑场。其器物多仿青铜器及玉器造型,主要有出戟尊、玉壶春瓶、胆式瓶、樽、洗。胎体细洁如香灰色,多为裹足支烧,器物底部留有细小的支钉痕迹。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等,釉层薄而莹润,釉泡大而稀疏,有“寥若晨星”之称。釉面有细小的纹片,称为“蟹爪纹”。汝窑烧宫廷用瓷的时间仅20年左右,约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故传世品极少,被人们视为稀世之珍。

  汝窑莲花式温碗以莲花或莲瓣作为器物之纹饰及造型,随佛教之传入而盛行,尔后更取其出泥不染之习性,寓意廉洁,广为各类器所采用。本器状似未盛开莲花,线条温柔婉约,高雅清丽。原器应与一执壶配套,为一温酒用器,晚唐至宋所常见。汝窑曾为宫中用器,因采覆烧的方式,故口有缺陷,因而有「宫中命汝州烧造青瓷」之举,汝窑之入选,支烧满釉应是原因之一。支烧另一用处为防止器底塌陷,汝窑所用支钉细小,所留钉痕状似芝麻,器底五支钉痕即是,也就是俗称的「芝麻钉」。釉面细碎纹路,更有「蟹爪痕」之美名。莲花温碗,以其典雅造型,温柔不透明釉色,在传世不多之汝窑器中,更显珍贵。

  翠玉白菜一直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超人气明星,居国宝排行榜的第一名,跟肉形石一样「全年无休」,故宫不敢随意换展品,即使国外也有大博物馆想借展,故宫也都回绝。许多岛内外游客一进故宫,就先问翠玉白菜放在哪里里,一定要看过翠玉白菜才觉得不虚此行。

  翠玉白菜一体成型,深受喜爱,在翠绿的菜叶上有两只昆虫,体型较大的、伸长著后脚的是螽斯,位在上方、小只的则是蝗虫。

  翠玉白菜原是清朝永和宫的陈设器,相传为光绪的妃子瑾妃的嫁妆之一。白菜寓意清白纯洁,翠绿叶片上雕塑两只象征多产的螽斯,祈愿能多子多孙。玉雕师运用玉石自然天成的色泽分布,琢碾出一棵鲜活欲滴的白菜。

  散氏盘,之所以珍贵,说白了就在于它的字多。散氏盘共三百五十七字,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如今,这个国之重器成为我们得以研究商周时期历史的宝贵钥匙。秦始皇曾派千人水下寻九鼎,为了他的江山寻宝;1810年,阿毓宝在大雪中为嘉庆皇帝50岁生日送上寿礼散氏盘,由此当上两江总督,为前程献宝。散氏盘造形与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的风格,文字线条宛转灵动,是研究西周金文重要的材料。

  汝窑为北宋徽宗朝的官窑,以天青釉色著称于世。天青釉又名雨过天青,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兰色釉,我国古代陶书描写的青如天,明如镜,正是这种釉色特点的形容。宋汝窑天青,是一种淡淡的天青色,色调较稳定,多数釉面无光泽。此盆高6.7厘米,深3.5厘米,长23厘米,宽16.4厘米,是精品中的精品。汝窑传世作品不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约20件。

  坛城(Mandala)是藏传佛教用以象征宇宙结构的法器。这件坛城是五世于清朝顺治九年(1652)送给顺治皇帝的礼物,高14.8厘米,直径32.4厘米,通体镀金,并以绿松石镶嵌,极为珍贵,由此可见清朝与西藏在政治宗教上的密切联系。

  藏文佛经的装帧形式不同于汉族人习惯用的佛教经本,而是以经叶、经版和经衣组成。这种经本形式源自印度,为西藏佛教沿用,称为“梵夹装”。此为清朝的收藏,泥金写本藏文甘珠尔经的经叶,正反两面均以金泥正楷书写,每函300~500叶不等,经叶依次序叠放后,边缘即呈现金泥彩绘的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吉祥结等8种图案。

  这是张居正为当时年仅10岁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所编的教科书,每段故事先录一段简短的史传记载,再翻译成当时通行的白话文,于文末提醒为政之方,通俗易懂。“台北故宫”所藏《帝鉴图说》共两册,是清代内府的图绘写本,色彩鲜艳,制作精美。依制作人员的年代判断,应该完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之后。

  这张简洁的信经历了1000多年的时光,纸页早已泛黄。雪仍然在下,仿佛下在书帖上。据说每逢入冬初雪时候,乾隆皇帝一定要取出来看一看,并在裱框的四周写字赋诗盖章。有一天,他心情特别舒畅,在帖的中央。写了一个大大的“神”字。1924年11月5日下午,溥仪出宫,桌子上还有没吃完的半个苹果。路过神武门,军警和办事人员竟在包裹中搜出《快雪时晴》。当时已经下班,各库门紧锁,而这三希堂第一号宝贝《快雪时晴帖》名声又太大。竟无处可放。有人立刻到市面上买了一个保险柜,诺大的一个铁柜,空荡荡地摆进这张纸页,放置在神武门的西值房。如今的神武门每天无数游客出入,却很少有人知道,三希堂第一号宝贝就在这个小屋孤零零地度过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夜晚。那之后,紫禁城改了名,叫故宫博物院。庄严进了书画组。但除了《快雪时晴》,另外的两稀却因为早被谨妃偷出宫卖了当而一直流落民间。1933年,曾在大收藏家郭世五的家中看到一次。随后……世道便越来越乱了。庄严最惦记的三件的书法都不在这批箱子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羲之外甥王珣的《伯远帖》。这就是乾隆皇帝最珍爱的“三希”。

  此刊本由南宋最高学府——国子监刊印,保存完整。国子监自五代开始刊刻经籍,但如今五代与北宋的刊本已不多见。这部南宋时代的《尔雅》是孤本,也是研究五代刻书规模的重要物证。值得一提的是,古书的字体与刊印形式也如艺术品一般有其风格演变的历史。这部《尔雅》的字体端庄有力,版面宽大疏朗,又称为宋刻大字本,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宫廷画家李唐画了一幅《万壑松风图》,描绘的就是万岁山建成后巨岩重岗,云雾缭绕的景象。李唐喜欢用一种他自己发明的新笔法来画岩石,被称为“斧劈皴”,这使得这张画更具阳刚气质。岩石下有一曲流动的泉水,在画面上流淌了几个世纪,800多年的风尘让白色的绢帛变成了古铜色。松树干部的赭石颜色和松针的绿色都暗淡了。画面的落款隐密地写在主峰左侧的一剑远峰之中。

  这是一幅北宋杰出的风景巨作。作者郭熙是宋神宗时期的宫廷画师。郭熙认为山水是有生命的。在这张画里,他并没有像前辈范宽那样将山画的雄浑大气,而是让整个画面充满轻松的戏剧式风格。据宋代邓椿《画继》记载,宋神宗对郭熙的画十分喜爱,甚至专门腾出一座宫殿用以悬挂他的作品。从画中作者的签名可以看出,画家完成这幅画的时间是1072年,这正是画家在宋神宗身边享受皇恩的幸福时光。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能持续多久。神宗死后,旧党势力被继任的哲宗皇帝重新启用,以郭熙为代表的新派山水画也随即遭受劫运。一次,邓椿的父亲进入宫中,发现擦桌案的抹布竟然是被撤换下来的郭熙作品,就小心地向朝廷请求得到这批退下来的画,没想到,第二天便得到了恩准。或许,当年将要被改做抹布的那一批画中就有这幅《早春图》。有趣的是,这幅画上还有当时大文豪苏轼的一首题诗:玉堂昼掩春日闲,中有郭熙画春山。鸣鸠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间。此时的苏轼还正值意气风发之时,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的命运即将这张变得和这张画作一样画坎坷。

  这是一幅高2米6.3,宽1米3.3的巨大挂轴。是一千年前北宋画家范宽的代表作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画幅正中央的一座高大的山峰,密如雨点的墨痕将饱经风霜的岩石刻画得十分生动。细线般的瀑布在高山深壑间飞泻而下,隐没在云烟缥缈的深渊中。一队商旅行进在摩天巨岩与深邃林莽间。这幅画构图并不复杂,却将山峰高不可攀的气势烘托得极其生动自然。当年徐悲鸿在北京故宫看到了这幅画,不禁赞叹道:“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画的题跋是一代文人领袖明朝董其昌的亲笔。几百年间,这一直是人们确认这幅画的主要依据。

  这件西周的毛公鼎通高53.8厘米,系于清代末叶道光28年(公元1814年)前后,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毛公鼎出土后,经多次转手秘藏,抗战期间,险为日本军方所夺,抗战胜利,民间献鼎归公,现由本院典藏并展示。铭文中有阳文网格线,是西周中晚期制铭的习惯,因此除了史料的价值外,毛公鼎在中国古文字学与书法艺术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时,其铭文是可凌驾于〔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

  形作大口,半球状深腹,兽蹄形足,口沿上树立形制高大的双耳,浑厚而凝重,整个器表装饰十分整洁,显得素朴典雅,洋溢着一股清新庄重的气息,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变革。

  铭文毛公鼎腹内,铸有铭文32行,计499字,为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鼎铭记述了周宣王的诰诫,是一篇完整的册命。鼎铭表达了周宣王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历史很有参考价值,也是一篇金文(钟鼎文)书法的典范.全文道先追述周代国君君主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王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以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但不拘泥于传统的册命体例,分五段,各段均为“王若曰”起,显然是出自当时(周成王时,公元前1115-1079年)史官之手。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散氏盘应为西周晚期出品,它最引人注意的是盘内共三百五十七字的铭文,记载了西周时散国和邻国解决土地纠纷的协议。散氏盘高:20.6公分,腹深:9.8公分,口径:54.6公分,底径:41.4公分;重:21312g;铭文:19行357字。

  散氏盘流传有绪,根据张廷济的〔清仪阁题跋〕等数据,散氏盘在康熙间出土于陕西凤翔,嘉庆十一年由鹾使额勒布以重价购得,十四年进贡内府。根据考证,十四年乃嘉庆皇帝五十寿辰,当时曾申命臣子不准进献珠玉等物,但书册字画等文物却是准许呈进的。由此可知,额勒布进贡散氏盘,是为嘉庆皇帝的生日贺礼。盘上的铭文共357字,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位於今日陕西宝鸡凤翔一带的散国,被西北方的国侵占了土地,两国议和,戡定国界,国割地赔偿,过程与合约均铸在盘上,作为证明。

  散氏盘造形与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的风格,文字线条宛转灵动,是研究西周金文重要的材料。散氏盘又名“矢人盘”,是西周历王时期重器。清乾隆初年陕西风翔出土,曾藏于乾隆内府。以其长篇铭文著称于世。

  散氏盘铭文铸于盘内底上,共三百七十五字。是一件风格非常突出的作品。其书法浑朴雄伟,字体用笔豪放质朴,敦厚圆润,结字寄奇隽于纯正,壮美多姿。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流畅,开“草篆”之端。

  散氏盘铭文并器全形拓,整幅托裱本,珂罗版原大精印,尺寸145/81厘米。四大国宝之一的西周散氏盘,原藏清内府,与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盘并称四大国宝,原拓本极珍罕,海内学者争求而极难得。

  散氏盘腹部饰夔纹,间以三浮雕兽首,高圈足上饰兽面纹。铭文的字与字间隐约可见阳文直线界栏,是典型西周晚期铭文的风格。

  《祭侄文稿》行草墨迹,颜线字。此帖本是颜真卿为自己的侄子写的一篇祭文草稿,他的侄子季明为叛军安禄山所残杀。这件作品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由于心情极度悲愤,情绪已难以平静,错桀之处增多,时有涂抹,但正因为如此,此幅字写得凝重峻涩而又神采飞,笔势圆润雄奇,姿态横生,纯以神写,得自然之妙。元代张敬晏题跋云:“以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原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4、苏轼〔黄州寒食帖〕(苏轼代表作,后有黄庭坚跋,可与王羲之兰亭及颜真卿祭侄并列三大行书〕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黄庭坚题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此外尚有诸名家及清乾隆皇帝题跋。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

  此帖先在民间辗转收藏,后被清廷收入内府。到了近代,《寒食帖》的命运多舛。

  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寒食帖》险遭焚毁,旋即流落民间,为冯展云所得,冯死后为盛伯羲密藏,盛死后被完颜朴孙购得,曾于1917年在北京书画展览会上展出过,受到书画收藏界的密切关注。1918年转传到颜韵伯手中。当年12月19日为苏轼生日,颜韵伯作跋记录此事本末。1922年,颜韵伯游览日本东京时,将《寒食帖》高价出售给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1923年9月,日本东京大地震,菊池家遭灾,所藏古代名人字画几乎被毁一空,当时,菊池惺堂冒着生命危险,从烈火中将《寒食帖》抢救出来,一时传为佳话。震灾之后,菊池惺堂将《寒食帖》寄藏于友人内藤虎斋中年年有余。1924年4月,内藤虎应菊池惺堂之请,作跋以记《寒食帖》从中国辗转递藏至日本之大概情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京屡遭美国空军轰炸,《寒食帖》幸而无恙。

  《寒食帖》流失海外,一直使华夏子孙耿耿于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私嘱友人在日本访觅《寒食帖》,当知下落后,即以重金购回,并题跋于帖后,略述其流失日本以及从日本回归中国的大致过程,千年国宝赖王世杰先生之力回归祖国,至今仍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内。

  绢本水墨设色纵25.9厘米,横376.5厘米。全卷描写长江沿岸渔村初雪情景。天色清寒,苇业树林,江岸小桥,一片初白,寒风萧瑟,江水微波;渔人卫寒捕鱼,骑驴者缩瑟前进,表现出江南初冬渔民和旅行的生活情况,绘景画人均极传神。图中树石笔法老硬,水纹用笔尖劲流利,天空用白粉弹作小雪,表现出雪花的轻盈飞舞。

  图前题“江行初雪,画院学生赵干状”,应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笔迹。有宋宣和,金明昌,元天历,清乾隆,嘉庆诸印,以及柯九思,吴瑞,梁清标,安岐诸收藏印。

  赵干,江宁人(今南京),南唐后主李煜时为画院学生。善画山水林木,长于布景,多作江南景物。画“楼观、舟船、水村、渔市、花竹,散为景趣,虽在朝市风埃间,一见便如江上。”(《宣和画谱》)

  6、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范宽真迹,有东方蒙娜丽莎美誉,台北故宫镇馆之宝)

  中国北宋画家范宽的绘画代表作品,画幅上诗堂处明董其昌题“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本幅上钤“典礼纪察司印”半印、“祚新之印”、“墨农鉴赏”、“御口之印”及乾隆内府诸藏印多方。

  裱边上钤“蕉林秘玩”、“观其大略”2印。据此可知,此图在入乾隆内府之前,明洪武年间曾藏于内府,清初曾在耿祚新、梁清标处递藏。

  范宽传世作品,据《宣和画谱》著录的有五十八件,米芾《画史》提到所见真迹三十件,如:《溪山行旅图》、《关山雪渡图》、《万里江山图》、《重山复岭图》、《雪山图》、《雪景寒林图》、《临流独坐图》等。

  此图描绘溪山行旅,气势雄伟,体现出北方山水画派坚凝雄强的特点。画面由上而下分三段布局,分别代表前、中、后的距离,极富空间感。

  《溪山行旅图》历来被称为范宽的代表作,树叶间有“范宽”二字题款。历代评论家对此画称赞备至。徐悲鸿曾高度评价此画:“中国所有之宝,故宫有其二。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此幅既系巨帧,而一山头,几占全幅面积三分之二,章法突兀,使人咋舌!”

  范宽(约950-1027),北宋人,名中正,字中立。中国古代著名画家,善画山水,重视写生。为人风仪峭古,磊落不拘世俗。其作品大多气魄雄伟,境界浩莽,雄阔壮美,墨韵浓厚,笔力鼎健。晚年卜居终南、太华,置身自然,尽得画意。其画风对后世影响极大。

  《富春山居图》,纵33厘米,横636.9厘米,纸本,水墨。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于至正十年完成。该画于清代顺治年间曾遭火焚,断为两段,前半卷被另行装裱,重新定名为《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被誉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

  黄公望是元代画坛宗师、“元四家”之首黄公望晚年的杰作,也是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之笔,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可谓空前绝后,历代莫及。

  这卷名画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流传有绪,历尽沧桑。从画上题跋看。此画最初是为无用禅师所作。一百多年后的明成化年间,为著名画家沈周所得。至明万历年间,又归大书画家董其昌所有。但不久就转手为宜兴吴之矩所藏。吴又传给其子吴洪裕。吴洪裕特意在家中建富春轩藏之。吴洪裕爱此画若宝,临终之际,竟想仿唐太宗以《兰亭序》殉葬之例,嘱人将此画投入火中,焚以为殉。幸得其侄子吴子文眼明手快,以另一卷画易之,将《富春山居图》从火中抢出,才免遭“火殉”。但画的前段已烧去寸许,从此分为长短两段。此后烧毁处较完整的一段单独装裱,人称《剩山图》,现为浙江省博物馆所收藏。画的前段(短段)名为“剩山图”,最后到了画家吴湖帆的手里。当时在浙博供职的沙孟海得此消息,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因受条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得此名画,本无意转让。但沙先生并不灰心,仍不断往来沪杭之间,又请出钱镜塘、谢椎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老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后大段则一直深藏于清宫中,后被运往台湾。后几百年来,此书一分为二,未再重合。许多年来,两岸书家和有心之士多方努力,希望有朝一日能『破镜重圆』重新拼合此画。画的后段(长段)从吴家流散后,曾经历多人收藏,于清乾隆十一年流人清宫。有意思的是,号称风雅的乾隆皇帝居然不识宝,认定它是赝品,而对另一卷他人临摹的《富春山居图》大加赏赞,又是题跋又是钤印。但也幸而如此,那卷真迹倒借此得以“全壁”,后在解放前夕运往台湾,归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汝窑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一直没有找到遗址。后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在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遗址。

  汝窑原为民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文物部门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

  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其主要成分是氧化硅,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汝窑以温润的天青釉色被誉为青瓷之冠,风格独具。因传世极少,弥足珍贵,目前全世界典藏不足70件,台北故宫收藏有21件。

  高6.9cm,横23cm,纵16.4cm,口径23cm,足径19.3×12.9cm,重670g,椭圆形盆,侈口,四云头形足;周壁胎薄,底足略厚。通体满布天青釉,极匀润;底边釉积处略含淡碧色;口缘与棱角釉薄处呈浅粉色。裹足支烧,底部有六个细支钉痕,略见米黄胎色。全器釉面宁静开朗,纯洁无纹片,据考证为传世仅存的一件。

  此碗呈十瓣莲花式,碗腹壁稍呈圆弧,直口稍敛,口缘花瓣流畅贯连,圈足稍高。整件器物由底至口厚度均匀,釉薄不透明,釉色呈青蓝,有细开片。全器满釉,圈足内底以五支钉垫烧,支钉点极细,支钉痕胎土呈灰黄色。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冠绝古今之中国瓷器名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故名。汝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可见汝窑是继定窑之后为宫廷烧制贡瓷的窑场。其器物多仿青铜器及玉器造型,主要有出戟尊、玉壶春瓶、胆式瓶、樽、洗。胎体细洁如香灰色,多为裹足支烧,器物底部留有细小的支钉痕迹。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等,釉层薄而莹润,釉泡大而稀疏,有“寥若晨星”之称。釉面有细小的纹片,称为“蟹爪纹”。汝窑烧宫廷用瓷的时间仅20年左右,约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故传世品极少,被人们视为稀世之珍。

  汝窑莲花式温碗以莲花或莲瓣作为器物之纹饰及造型,随佛教之传入而盛行,尔后更取其出泥不染之习性,寓意廉洁,广为各类器所采用。本器状似未盛开莲花,线条温柔婉约,高雅清丽。原器应与一执壶配套,为一温酒用器,晚唐至宋所常见。汝窑曾为宫中用器,因采覆烧的方式,故口有缺陷,因而有「宫中命汝州烧造青瓷」之举,汝窑之入选,支烧满釉应是原因之一。支烧另一用处为防止器底塌陷,汝窑所用支钉细小,所留钉痕状似芝麻,器底五支钉痕即是,也就是俗称的「芝麻钉」。釉面细碎纹路,更有「蟹爪痕」之美名。莲花温碗,以其典雅造型,温柔不透明釉色,在传世不多之汝窑器中,更显珍贵。

  翠玉白菜一直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超人气明星,居国宝排行榜的第一名,跟肉形石一样「全年无休」,故宫不敢随意换展品,即使国外也有大博物馆想借展,故宫也都回绝。许多岛内外游客一进故宫,就先问翠玉白菜放在哪里里,一定要看过翠玉白菜才觉得不虚此行。

  翠玉白菜一体成型,深受喜爱,在翠绿的菜叶上有两只昆虫,体型较大的、伸长著后脚的是螽斯,位在上方、小只的则是蝗虫。

  翠玉白菜原是清朝永和宫的陈设器,相传为光绪的妃子瑾妃的嫁妆之一。白菜寓意清白纯洁,翠绿叶片上雕塑两只象征多产的螽斯,祈愿能多子多孙。玉雕师运用玉石自然天成的色泽分布,琢碾出一棵鲜活欲滴的白菜。

  “这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散氏盘,之所以珍贵,说白了就在于它的字多。散氏盘,共三百五十七字,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如今,这个国之重器成为我们得以研究商周时期历史的宝贵钥匙。秦始皇曾派千人水下寻九鼎,为了他的江山寻宝;1810年,阿毓宝在大雪中为嘉庆皇帝50岁生日送上寿礼散氏盘,由此当上两江总督,为前程献宝。散氏盘造形与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的风格,文字线条宛转灵动,是研究西周金文重要的材料。”

  汝窑为北宋徽宗朝的官窑,以天青釉色著称于世。天青釉又名雨过天青,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兰色釉,我国古代陶书描写的青如天,明如镜,正是这种釉色特点的形容。宋汝窑天青,是一种淡淡的天青色,色调较稳定,多数釉面无光泽。此盆高6.7厘米,深3.5厘米,长23厘米,宽16.4厘米,是精品中的精品。汝窑传世作品不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约20件。

  坛城(Mandala)是藏传佛教用以象征宇宙结构的法器。这件坛城是五世于清朝顺治九年(1652)送给顺治皇帝的礼物,高14.8厘米,直径32.4厘米,通体镀金,并以绿松石镶嵌,极为珍贵,由此可见清朝与西藏在政治宗教上的密切联系。

  藏文佛经的装帧形式不同于汉族人习惯用的佛教经本,而是以经叶、经版和经衣组成。这种经本形式源自印度,为西藏佛教沿用,称为“梵夹装”。此为清朝的收藏,泥金写本藏文甘珠尔经的经叶,正反两面均以金泥正楷书写,每函300~500叶不等,经叶依次序叠放后,边缘即呈现金泥彩绘的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吉祥结等8种图案。

  这是张居正为当时年仅10岁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所编的教科书,每段故事先录一段简短的史传记载,再翻译成当时通行的白话文,于文末提醒为政之方,通俗易懂。“台北故宫”所藏《帝鉴图说》共两册,是清代内府的图绘写本,色彩鲜艳,制作精美。依制作人员的年代判断,应该完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之后。

  “这张简洁的信经历了1000多年的时光,纸页早已泛黄。雪仍然在下,仿佛下在书帖上。据说每逢入冬初雪时候,乾隆皇帝一定要取出来看一看,并在裱框的四周写字赋诗盖章。有一天,他心情特别舒畅,在帖的中央。写了一个大大的“神”字。1924年11月5日下午,溥仪出宫,桌子上还有没吃完的半个苹果。路过神武门,军警和办事人员竟在包裹中搜出《快雪时晴》。当时已经下班,各库门紧锁,而这三希堂第一号宝贝《快雪时晴帖》名声又太大。竟无处可放。有人立刻到市面上买了一个保险柜,诺大的一个铁柜,空荡荡地摆进这张纸页,放置在神武门的西值房。如今的神武门每天无数游客出入,却很少有人知道,三希堂第一号宝贝就在这个小屋孤零零地度过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夜晚。那之后,紫禁城改了名,叫故宫博物院。庄严进了书画组。但除了《快雪时晴》,另外的两稀却因为早被谨妃偷出宫卖了当而一直流落民间。1933年,曾在大收藏家郭世五的家中看到一次。随后……世道便越来越乱了。庄严最惦记的三件的书法都不在这批箱子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羲之外甥王珣的《伯远帖》。这就是乾隆皇帝最珍爱的“三希”。”

  此刊本由南宋最高学府——国子监刊印,保存完整。国子监自五代开始刊刻经籍,但如今五代与北宋的刊本已不多见。这部南宋时代的《尔雅》是孤本,也是研究五代刻书规模的重要物证。值得一提的是,古书的字体与刊印形式也如艺术品一般有其风格演变的历史。这部《尔雅》的字体端庄有力,版面宽大疏朗,又称为宋刻大字本,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宫廷画家李唐画了一幅《万壑松风图》,描绘的就是万岁山建成后巨岩重岗,云雾缭绕的景象。李唐喜欢用一种他自己发明的新笔法来画岩石,被称为“斧劈皴”,这使得这张画更具阳刚气质。岩石下有一曲流动的泉水,在画面上流淌了几个世纪,800多年的风尘让白色的绢帛变成了古铜色。松树干部的赭石颜色和松针的绿色都暗淡了。画面的落款隐密地写在主峰左侧的一剑远峰之中。”

  “这是一幅北宋杰出的风景巨作。作者郭熙是宋神宗时期的宫廷画师。郭熙认为山水是有生命的。

  在这张画里,他并没有像前辈范宽那样将山画的雄浑大气,而是让整个画面充满轻松的戏剧式风格。据宋代邓椿《画继》记载,宋神宗对郭熙的画十分喜爱,甚至专门腾出一座宫殿用以悬挂他的作品。从画中作者的签名可以看出,画家完成这幅画的时间是1072年,这正是画家在宋神宗身边享受皇恩的幸福时光。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能持续多久。神宗死后,旧党势力被继任的哲宗皇帝重新启用,以郭熙为代表的新派山水画也随即遭受劫运。一次,邓椿的父亲进入宫中,发现擦桌案的抹布竟然是被撤换下来的郭熙作品。随小心地向朝廷请求得到这批退下来的画,没想到,第二天便得到了恩准。或许,当年将要被改做抹布的那一批画中就有这幅《早春图》。

  此时的苏轼还正值意气风发之时,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的命运即将这张变得和这张画作一样画坎坷。”

  这是一幅高2米6.3,宽1米3.3的巨大挂轴。是一千年前北宋画家范宽的代表作品。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画幅正中央的一座高大的山峰,密如雨点的墨痕将饱经风霜的岩石刻画得十分生动。细线般的瀑布在高山深壑间飞泻而下,隐没在云烟缥缈的深渊中。一队商旅行进在摩天巨岩与深邃林莽间。这幅画构图并不复杂,却将山峰高不可攀的气势烘托得极其生动自然。

  当年徐悲鸿在北京故宫看到了这幅画,不禁赞叹道:“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

  画的题跋是一代文人领袖明朝董其昌的亲笔。几百年间,这一直是人们确认这幅画的主要依据。

  这就是民众心目中的“台湾的中华十大国宝”。它和学者心目中的国宝仅有一件相同。它们分别是:《翠玉白菜》、《龙形佩》、《大雁玉带饰》、《掐丝珐琅天鸡尊》、《清高宗夏朝冠》、《乾隆香山九老》、《汉六朝玉角形杯》、《清明上河图》、《多宝格》、《快雪时晴帖》。

  “翡翠白菜,是台湾人最为熟知的台北故宫藏品。因其长年出现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几乎成为台北故宫的代名词。只要提到台北故宫就会想起翡翠白菜。

  据说,翡翠白菜是清朝光绪皇帝瑾妃的嫁妆。翡翠白菜象征新娘清清白白,而白菜上的小虫则象征多子多富。翡翠白菜随瑾妃一同入宫。应该很受喜爱。一直摆放在瑾妃居住的永和宫内。”

  中华民族早在周代以前就有佩玉的习俗,这组以青绿玉雕成的龙形佩产自战国时代,长20.5厘米,宽7.8厘米,厚0.75厘米。像这样尺寸如此之大而又保存完好的佩玉实属罕见。

  青绿玉,局部灰黑斑;器表多薄沁一层灰白斑。雕作一对盘旋绕转,气势矫健的大龙。龙体上满雕谷纹,谷粒多排列成行,卷勾上常雕有毛束纹。为典型的战国风格。考古出土以及流散或传世的,成对战国玉龙形佩为数甚丰,但鲜有尺寸如此长大,而品相端庄,雕工精致的佳品。这应为当时最高级的贵族,始能拥有的,象征身份的玉佩。

  长11厘米,宽6.4厘米,正面以多层次镂空技法,呈现大雁穿梭于河塘苇丛间的景况,塑造出线条层叠的丰富空间。背面则由铜制带扣,供穿系革带之用。这件作品既有元朝带饰的椭圆造型,又只呈现大雁而无猎鹰,可能创作于元明风格交替的时期。

  为18世纪后期文物,铜胎,仿古铜器天鸡尊形制,高25.8厘米,宽9.0厘米,最长处21.0厘米,重约3535克。铜胎,仿古铜器天鸡尊形制,凤首与背部「T」形脊镀金,馀施浅绿及蓝地满饰各式羽纹,腹饰兽面纹,喇叭式口饰缠枝花及拐子龙等变饰,双足蹲在车轴上,以内卷的尾羽和镂制的车轮为座,器形庄重,釉色鲜明丽,是上好的陈设器。根据粉红、紫红等釉色,应属十八世纪後期的文物。

  这是乾隆皇帝的夏朝冠,又称为凉帽。冠高14厘米,直径28厘米,冠顶高12.4厘米。帽体以一种出产于东北的“玉草”编织而成,凉爽舒适。夏朝冠帽顶需系上“冠顶”、正面饰上“金佛”、并於背面缀上“舍林”,现以故宫院藏的冠顶、金佛、舍林等配饰搭配,大致还原为当年的样貌。这些帽饰均嵌有东北出产的名贵珍珠“东珠”。在清朝的制度中,只有皇帝王才能享有在“冠顶”与“金佛”上嵌入十五颗东珠的特权。

  这件清朝木雕是广东宫廷匠人杨维占所作,高18厘米,宽9厘米。这件比一本书还小的沉香木上雕刻出9位老人在危岩壁洞边的活动,形象传神,岩壁间还刻有乾隆皇帝的诗句和印章。其中一人於壁题字,两人旁观,後方四人绕几相谈,再往外又有两名立者倚石而望,角落有童子烹茶。根据题识可知是香山九老的题材,即唐代诗人白居易与八位老友聚会吟诗的情景。

  玉杯的质地为青白色的闪玉,杂有褐色斑。杯身似兽角,而横断面则呈圆角的长方形。器的正面饰一龙纹,从左上方起首,躯体呈s形向下延伸至器底,接着尾部大幅度扭转到器的背面后再向上攀升,约在杯身的三分之二处回向,继而沿杯外侧的弧度徐缓下降,于杯的右下方盘卷成一圆后终结。首、身、尾采取不同的表现方式,首、尾为高浮雕,身则为浅浮雕。器的背面浅浮雕一凤鸟,身躯亦呈S形。超过比例的长尾一直延续至杯底与龙尾相接,而顶部的凤冠也出乎意料的高耸华丽。纹饰的处理虚实相间,布局四方呼应,具有律动感,且十分平衡和谐。

  “这是清宫内专门收藏各式珍玩的百宝箱,常被称为“皇帝的玩具箱”。多宝格的独特之处在于一个“巧”字,它将格内做出横竖不等、高低不齐、错落参差的一个个空间。人们可以根据每格的面积大小和高度,摆放大小不同的陈设珍玩。”

  此为清院本(北宋张择端原作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设色绢本,长1152.8厘米,宽35.6厘米。“清明上河图”历代有很多画家相继模仿,清院本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仿本,雍正皇帝下诏绘制,乾隆年间完成。此版本广采各家所长,并增添了很多明清时代的特殊风格,如踏青、戏剧、猴戏、特技和擂台等。

  “这张简洁的信经历了1000多年的时光,纸页早已泛黄。雪仍然在下,仿佛下在书帖上。据说每逢入冬初雪时候,乾隆皇帝一定要取出来看一看,并在裱框的四周写字赋诗盖章。有一天,他心情特别舒畅,在帖的中央。写了一个大大的“神”字。1924年11月5日下午,溥仪出宫,桌子上还有没吃完的半个苹果。路过神武门,军警和办事人员竟在包裹中搜出《快雪时晴》。当时已经下班,各库门紧锁,而这三希堂第一号宝贝《快雪时晴帖》名声又太大。竟无处可放。有人立刻到市面上买了一个保险柜,诺大的一个铁柜,空荡荡地摆进这张纸页,放置在神武门的西值房。如今的神武门每天无数游客出入,却很少有人知道,三希堂第一号宝贝就在这个小屋孤零零地度过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夜晚。那之后,紫禁城改了名,叫故宫博物院。庄严进了书画组。但除了《快雪时晴》,另外的两稀却因为早被谨妃偷出宫卖了当而一直流落民间。1933年,曾在大收藏家郭世五的家中看到一次。随后……世道便越来越乱了。庄严最惦记的三件的书法都不在这批箱子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羲之外甥王珣的《伯远帖》。这就是乾隆皇帝最珍爱的“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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